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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何要对《流浪金三角》投反对票

2000-07-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记者 于静 我有话说

《当代》杂志举办的文学拉力赛第三期上,邓贤的《流浪金三角》以三票支持两票反对的成绩获得了该期的冠军。但是,毕淑敏、曹文轩两位小说家的反对票,以及曹文轩先生“纪实文学不是文学”的说法,却引发了诸位人士对“纪实文学”的各种议论。作者邓贤对遭到“非文学”的评价丝毫没有奇怪的表示。早在几年前,他的《大国之魂》就被“中国报告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双双拒之门外。其原因恐怕和现在毕淑敏投反对票的理由如出一辙。

“我完全相信作者的勇敢探险,并且非常钦佩他的冒险精神。但是,这部作品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就是纪实文学这种体裁本身的特性,使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问自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善、美嘛,真是第一位的。国际上普遍的对文体的划分是虚构和非虚构两种,而纪实文学是得双方之利又无法让双方去判断。它既不像虚构文学那样通过作者的想象力和典型化去逼近本质的真实,也不像非虚构文学那样以提供宝贵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这种国际上也不流行的体裁具有先天的不确定性,使人在阅读时往往无所适从。”毕淑敏如是说。而且,她还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流浪金三角》进行了比较。“《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采访手记,是真实的记录;而《流浪金三角》则难以判断想象和纪实之间的界限。”

同样投票反对的曹文轩先生不愿意再就此事发表意见,而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投票支持之余也指出“这是一个难得的文本,局外人虽无法验证其确切的真实程度。”真实性似乎成为了论说优劣的焦点。

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寻找北京人》的作者李鸣生这样谈到自己的体会:“判断一部作品是报告文学还是纪实文学的时候,文学界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主观色彩非常重。我只谈报告文学。我个人认为,报告文学必须有真实的事件、人物、关键的对话细节,至少是逼近真实的,但是允许艺术加工。作家就像厨师一样,对‘鱼’进行加工是必需的。可是经过加工的‘鱼’仍旧是‘鱼’,仍旧是真实的,充其量多了葱姜而已。”这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经过各种复杂工序加工的已经让人吃不出是什么的茄子,它的确没有变成别的东西。“我认为判断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好坏应该依据四个标准:思想性——是否具有警醒世人的作用;批判性——是否从深层对一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批判;新闻性——侧重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文学性——艺术和审美的表现手法。有人习惯用小说的文学标准去评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如同用篮球的规则去裁判足球一样。这是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误解。所以我一直主张报告文学应该从传统的文学家族中反叛出来。”对文学性标准的不同见解使李鸣生也希望报告文学能够自立门户、独树一帜。

李鸣生也认为:“邓贤的作品很有个性和震撼力,之所以有一些地方让人不可信,关键问题出在某些叙述方式上。如果一定要划分,我乐意把他的作品称为‘纪实小说’,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任何划分应该都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一样,具有“揭露没有人呈现过的事实”这样一个相同的功能,但是,它又缺少新闻性中的时效性,可以算得上是追求让“过去的历史真实”在作品中产生巨大的震撼力的一类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纪实文学看做报告文学的一个分支,但邓贤认为纪实文学是一种新的文体。

“我对这种文体有信心。这是我无意之中走出的一条路,我对这种文体具有开创性的贡献。”邓贤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和《流浪金三角》都是以过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邓贤说:“我常常把在生活中汲取到的爆破力变成作品中的审美效果。我不是记者的‘无距离’也不是小说家的‘远距离’,而是一种‘中距离’的写作。这样‘中距离’的写作的确容易产生真实性的问题,这正是这种文体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正因为不成熟,它才具有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不成熟正是它具有生命力的原因。我有信心推动这种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的文体走向成熟。”邓贤说自己的作品受读者欢迎倒绝非吹嘘。《流浪金三角》在北京晚报连载时已经广受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读者调查首印了5万册。邓贤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时,图书大厦的工作人员都蜂拥而至。

《当代》杂志的一位编辑更是语出惊人。他认为:“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代表的小说,已经进入了它自己的‘下滑期’,别的体裁肯定会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他这样具体解释了小说“下滑期”的概念。“在人们普遍丧失个性的时候,小说可以让人看到作家丰富而美好的心灵,但是,在一个开放而丰富的现代社会,能够洞悉人们心灵世界的高手四处都是。成年人已经不喜欢文学‘心灵化、精神化’地反映社会,也不再需要倾听小说中‘某某的声音’,这就像童话对成年人没有魅力一样。”可是,小说界最近也不断地有大受欢迎的作品涌现出来。“这和这些小说诞生的背景关系密切。《突出重围》是在咱们大使馆被炸了之后火爆起来的。《来来往往》虽然在女性中大受好评,在男性中欣赏者却寥寥无几,因为其对生活的概括是非常情绪化的,无非是展现一个男人有钱就变坏的过程。”可是还有一些不反映社会的作家。“作家写自己是一种反映社会的角度,但这个角度太小了,而且这种角度的小说不容易高产,也不容易吸引人。”他对小说的状况如此不乐观,那么什么样的文学会是将来的主流文学呢?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做了如下的推测:“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阅读时的要求第一位的是信息,第二位的是情感。电视和其他媒体虽然信息量大,但是情感不够丰富,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做这样的改进。必须是既满足信息要求又满足情感要求的文学作品,才能够真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那又需要什么样的作者呢?“将来受欢迎的作者应该是有行动能力的人,比如记者、旅行家或者社会活动家,将来的作品也将是具有现实性、行动性的作品,直接为读者的需要服务而不是为作家个人服务。”

这位编辑的期望似乎和邓贤作品的特色有几分相似,这也许就是《当代》杂志尽管被人电话威胁不许刊登《流浪金三角》,仍旧刊出并大力支持的原因吧!只是,纪实文学究竟是不是文学,是报告文学的一个分支还是自成一体的新的体裁,目前仍旧是没有定论,仍旧是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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